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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然而，趋利避害是人类本性，两人选择了一条远离中国政治的道路，中国的政治荣誉自然不会加诸其身。

    这也就给了杨锐以机会。80年代的中国，面对陌生的国际环境，自尊混合着自卑，使得一切国外产品都有金身加持，国外名奖更不用说。

    相比找一群人寄签名申请，就能拿到提名的文学奖，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还是很有些含金量的，尤其是能进入最后短名单的名字，随便揪出来一个，都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。

    杨锐能与之并列，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。

    看美国媒体的反应就知道，诺奖的名气是一定能带来高关注度的。

    当然，做学术的人，还是要稍微有点矜持的，若是自己巴巴的冲上去说，怕是找个合适说话的领导都不容易。

    最近几天，杨锐就是一边玩分子料理，一边等着学校来找自己。

    而从学校领导的角度来说，这样的机会也实在难得。

    杨锐可是生在红旗下，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。杨锐的爷爷是红小鬼出身的游击队长，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何止八年，前半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我党的革命事业。杨锐的父亲作为革命的后代，作为根红苗正的一代人，出身于基层，扎根于基层，奋斗于基层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的典范。

    杨锐本人的经历更具有代表性，他小学在西寨子乡读书，至高中才去了稍好一些的西堡中学，但也就是一所普普通通的乡镇中学，杨锐甚至还复读了一年！

    复读之后的杨锐，努力学习，进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最后一名全国理科状元，这样的经历，简直是中国学生的典范，而且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生的典范。

    这样的学生，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，意义迥然不同，尤其是改革开放备受压力，在激荡中前进的时代，更加不同。

    校长用女人看钻石一样的表情看着杨锐，笑道：“杨锐同学可能还不知道，美国的达尔贝科教授准备推荐你角逐1985年的诺贝尔奖，美国的媒体都已经在报道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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