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56【文人】-《民国之文豪崛起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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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时的舆论风向是:战败可谅,言和有罪。

    对于汪兆铭的“艳电”,虽然有无数人破口大骂,但却不乏同情和共鸣者。因为他们也是这样想的,只是汪兆铭当了汉奸,而他们不敢当汉奸而已。

    即便到了1939年夏天,这种军政官僚整体趋向于妥协的情况都未改变,国党中央党务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:“……凭心论之,目前能以支持大局,坚决不挠者,亦似只有彼(老蒋)一人。自余之文武大员,心盼速和而不敢出诸口者,比比皆是,终以蒋先生之威望,不能不绝对服从,忍耐痛苦,坚持到底。汪先生之离变,正为一般有知识者之代表。”

    我们以前揭了常凯申许多黑底子,但实话实说,老蒋对抗战的贡献非常巨大,即便他各种微操作坑害队友。他身边的那些军政大员,十有八九都想着赶快议和,老蒋通过独裁手段生生压了下来。

    这也是即便到了抗战后期,还有很多热血青年支持常凯申的原因,他们认为唯有英明领袖独裁才能抵抗到底。

    可想而知,现在丢了广州,武汉马上也要弃守,中国疆土沦陷近半,那些军政大员的士气该有多低落。有人甚至认为,中国能够坚持一年而不速亡,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来真格的。

    陈寅恪就更悲观了,直接在诗里来一句“南渡自应思往事,北归断恐待来生”。他把中国比作南宋和南明,认为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,收复华北只能等到下辈子了。

    你自己悲观倒也罢了,为什么偏要写成诗歌,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更多人?

    后世有本描写文人南迁的书叫《南渡北归》,书名便是引用于此,但未免有些不合适,文人们并非一个个都像陈寅恪那么悲观。

    倒是陈寅恪的父亲更有文人风骨,在平津沦陷后,陈三立先生坚决不愿投日,绝食五天,忧愤而死。

    当然,咱们也不能把陈寅恪往死里批判,他只是悲观消极太甚,爱国之心还是有的。至少陈寅恪在香港的时候,两次拒绝日寇的威逼利诱,辗转跑去西南大后方当老师。

    陈寅恪的思想和行为很矛盾,但又能代表很大一部分文人。他对时局既悲观又失望,还写诗埋怨老蒋的抗战是独夫行为,把国家前途当做赌博来孤注一掷。面对日寇40万大洋的利诱,他又能冒死两度拒绝,跑到西南的穷乡僻壤去过苦日子,并饿着肚子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。

    胡适的选择又不相同,他在抗战初期,跟陈寅恪的想法一模一样,其后迅速完成了思想的转变。

    或者说从未改变,胡适一向是“实干派”和“悲观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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