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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78年的三月份非同一般。

    随着春天的暖风徐徐吹来，京城发生了三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儿。

    这使得许多民众逐渐意识到，这座被“运动”禁锁了十年的城市，开始恢复其原有的活力与色彩了。

    第一件事，就是1971年关闭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，经过整修重新对外开放。

    从年初开始，路过北海大桥的行人就发现，北海公园里出现了一群忙忙碌碌的人们。

    这些人在收拾搬砖，从北海往景山不停地倒腾那些大砖。

    当他们重新把两个公园道路简单铺设好，并从“大众餐厅”（运动中用名，即‘仿膳’）的地下室里终于找到了“北海照相部”旧日的匾额之后。

    1978年3月1日早6点整，关闭了七年的北海公园南大门，终于缓缓打开。

    当天，公园售票处所面对的景象简直匪夷所思，几乎看不见人脸，能见到的全都是手，以至于必须采用非常的方式售票。

    比如说一只拿着钱的手伸进来了，售票员当时就得抓着这只手不放，然后找了钱拿了票，再直接塞回这只手里。因为一旦放开，再递肯定就分不清了。

    总之，那种场面极为疯狂。游客多，窗口小，这一天下来，几乎所有售票口玻璃都快被人给掰炸了。

    而当这一天结束，统计出的数字显示，共有十三万京城市民来到了久违的北海公园。

    第二件事，是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城举行。

    大会宣读了题为《科学的春天》书面讲话。伟人在讲话中郑重确认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，并还原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。

    这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，对激发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    之后，随着陈景润被树立成标杆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精神偶像。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里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大量寻找资料。甚至于《人民日报》除了政治文章，也开始刊登一些关于养牛这类的科普文章。

    这些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人们也由此，将1978年的春天称为科学的春天。

    第三件事，那就是恢复高考之后，京城的各所大学普遍迎来新一批学子们报道的高峰期。

    在杨柳发芽，春风荡漾里，各路学子喜气洋洋地踏入了即将就读的大学校门。

    人生有多少次幸福的时刻？如果要去问问这些报道的未来国家栋梁们，这必然是他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。

    当然，最后这件事也是与洪衍武的生活牵扯最大的。因为仅他的身边就出现了四个大学生。

    除了寿敬方的儿子寿诤考上了农大生物系。“红叶”林秋枫考上了中戏的文学系以外。另外两个大学生全出自福儒里观音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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