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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厢的袁克利、汪紫衣等人简直瞧呆了,皆瞪大了眼睛,凝在薛向身上,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    二人聊了约莫二十来分钟,话题渐渐从李铁山身上拔了下来。落到了政事上了。

    起头的自然是汪明慎,这种级别严重不对称的会谈,薛向能拿到谈话的主动权,那才怪了呢。

    “……薛向啊,我在内参上,看到了你上次在务虚会上的发言,你言语间。似乎对国有企业很不满呀,你能跟我说说,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么?”

    汪明慎可是老干部极少的高级知识份子出身,乃是正经的二三十年代交通大学毕业生。理论素养极高,他既然怀疑薛向务虚会上的发言是邀他人之功,这会儿却又因为李铁山的关系,不得不对这小子笑脸相迎。心有不谐,自然想为难为难薛向。

    薛向却是不曾多想。据实以告,道:“汪书记,我不是对国有企业不满,而是对咱们的国企这种普遍自甘堕落,裹足不前,毫无开拓进取,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,心有不满！”

    薛向语出惊人,这年月,虽然中央隐隐有彻底改革国企的呼声传出,可真正的改革重点,却是集中在对物价的调控争议上。

    倒也不是中央诸位英明睿智的大佬,看不见国企的弊端,而是国企牵扯的利益已经不能用巨大来形容了,而是层层叠叠,几乎缠绕了这个国家的全部。

    是以,即便在中央,此刻,也绝无一人敢将国企批驳得一无是处。

    因此,这会儿薛向的尖锐,才显得刺耳,亦让人震惊。

    汪明慎轻轻磕了磕茶盖儿,“言过其实了吧,国企存在了数十年,按你的说法,岂非只有过而无有功?”

    方才薛向的这番发言,又让汪明慎将心中对薛向的评价,调低了几级。

    在他看来,薛向这番话,正是应了他先前给薛向的“行事冲动官混子”的评语,当然,此刻,还得加上个“好大言惊世”的标签。

    薛向道:“汪书记当面,我焉敢如是说?不管如何,这几十年来,咱们的国企,也为咱们的国民经济生活,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我又怎敢只念过不记功?再者,我批评的是咱们现在的国企生存状态,而非过去的经营模式,因为时代在变化,事物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变换,曾经适应时代、适应企业发展的模式、经验,到了如今,也有可能成了累赘、包袱。”

    “不说别的,咱们就拿那条咱们绝大多数国企都实行的另类封建世袭制的“父子子继,兄终弟及”来说,这不就是天大的弊端么?假若老父是厂子里高级技工,而儿子只是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傻小子,可这个家庭生怕儿子将来顶不上老子的班,身为高级技工的父亲几乎一定会早退几年,舍弃更高薪级的退休金,而也要让自己儿子顶上自己的班儿,而我们的工厂通常都是极讲人情的,这么一来,工厂某些人的人情做足了,厂子里少了一名能创造高额利润的技工精英,却多了名混日子、吃白食的小子,您说说长此以往,国企的效益怎么维持。“

    “而我说的这个现象,想必汪书记您也多有了解,就这个现象,在咱们共和国所有的国有企业,都广泛存在,除此以外,像什么生产靠哄,销售靠政府,资源调配靠人情,厂子黄了靠救济,如此下去,怎么得了?汪书记,咱们的国企黄了,还有政府收拾烂摊子,可这收拾烂摊子的花费,可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,从农民手中挤出来的,这些年,就苦了咱们农民兄弟,而咱们农民兄弟的无私奉献,不就指望国企强了,咱国家也强了,好能反哺他们。”

    “如今,国企普遍呈现这种状态,您说咱们拿什么反哺十亿农民??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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