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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章一楠找了几个房间，并没能找到尉迟文號，大家都戴着面具，不知道今天的活动是谁的创意，让找人变成了躲猫猫。

    章一楠脖子上挂的媒体工作人员的证件，比较扎眼的，估计尉迟文號身前也会挂着法律咨询的工作证件吧，可惜没能找到。其实，参加活动的高危人群并不是很多，大约有五六十人的样子，加上工作人员、媒体记者也不足百人，这些人一旦混入人群，瞬间就会消逝的无影无踪难觅痕迹。但对人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，谈艾色变，让人多少都有点诚惶诚恐，尤其是那些在河边游走的高位行为。

    无奈之下，章一楠回到了媒体接待室，有几个媒体记者摘掉了面具，聚在了这里，围住了红丝带中心的江副主任抱怨：根本没有人主动找媒体记者倾诉的，还不能拦住提问，采访不下去啊。

    江付主任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。慈眉善目，说话慢声细语，劝慰着：

    “这些人都还是孩子，即使他们在互助会上，能毫无压力释放了心扉，但面对媒体，就像是把自己裹起来的粽子一样，里三层外三层的包的严严实实的。所以大家要有耐心，给他们一些时间，我们也在做工作。”

    不知道是哪家媒体的一位男性记者说：

    “给多少时间都没什么用，我今年来了三次了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学生找过我。他们根本也没人愿意找媒体聊自己的故事，他们害怕一旦是为外人所知，无疑会造成“社会性死亡”，谁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啊。”

    在这媒体接待室里，媒体记者们摘掉了面具，恢复到了常态。尊重，尽量让自己的外在表现趋同，而回到普通人生活方式，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戴着面偶面具示人。章一楠对于今天遇到的窘境感到失落，精神紧张，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，去拥抱他们。

    “今晚我们中心有个半自助的集体就餐，也许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如果媒体朋友做好准备，可以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就餐，增加一些沟通的机会。”江副主任平静的说完，房间瞬间寂静下来。

    突然，有人来到章一楠的身后轻轻拍了一下章一楠，章一楠一回头，接着“啊～”的大声尖叫着，弄得全屋的人都吓得了一跳，纷纷扭过头来，一个戴着日本白脸面具的人站在章一楠的身后。

    尉迟文號赶紧摘下了日本的人偶面具，充满歉意的冲大家摇了摇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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